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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精研
主題: 釋字775號解釋 「廢除累犯」讓台灣成為犯罪者天堂?
日期: 2019/5/25
內容:
文/韓昌軒
一、釋字775號解釋了什麼?
(一)釋字775號解釋重點
釋字775號解釋的解釋客體乃刑法總則第47條第1項累犯加重本刑之規定,以及同法48條前段及刑事訴訟法477條之更定其刑規定。除此之外,大法官在理由書結尾又對於現行的科刑程序作出要求。
就刑法第47條第1項的累犯規定,大法官並非再處理如何定義累犯比較適當,而是在處理對於現行法定義的累犯加重本刑是否妥當?在此大法官用了三項標準進行審查,分別得出結論如下: 
1.累犯規定並不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
2.累犯規定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3.累犯規定違反比例原則。
就刑法第48條前段之審查,則是認為其違反了一事不再理的憲法原則。
不過,具體而言大法官究竟宣告累犯規定在什麼範圍內違憲,需在「二、累犯規定的實務操作與釋憲結論」才能清楚交代。
(二)本文目的與範圍
本文主要處理累犯規定的合憲性問題,受限於篇幅無法處理一事不再理與科刑程序的問題。如上所述,解釋文主要以罪刑相當原則與比例原則審查累犯的規定。但首先,解釋文並未清楚區分罪刑相當原則與比例原則的論理過程之不同;第二,解釋文似乎忽略了作為罪刑相當原則之上位原則的罪責原則的審查;第三,就累犯規定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本文將提供詹森林大法官與王皇玉教授之不同意見。
不過,在進入累犯的合憲性審查之前,有必要向大家說明實務上如何操作累犯的加重規定,這樣大家才能理解本號解釋的問題意識,並向讀者交代累犯。
二、累犯規定的實務操作[1]與釋憲結論
首先來看累犯的定義與效果。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本文在此不擬處理累犯的理論基礎問題,而僅是為了讓讀者了解本號解釋的爭議所在[2]。此處重點有二,第一是何謂「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第二是何謂「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就問題一,答案是該罪的法定刑規定有出現「有期徒刑」字眼[3],不論是否有選科或併科拘役罰金,即屬之。就問題二,所謂「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是指:(1)「應」加重本刑而非「得」加重本刑;(2)且依刑法67條,應同時加重最低及最高本刑;(3) 最重「加至」二分之一但不一定要加到二分之一。
舉例而言,刑法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法定刑是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適用累犯規定要加重本刑,則是變成處斷刑[4]是7個月以上7年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最高本刑很好理解,但為何最低本刑是7個月,這是因為累犯只要求最多不能加到二分之一,那最少加多少(因為一定要加重),那實務目前最少是加1個月,所以是7個月以上。但實務上法官真的判超過原來法定刑(5年)的情形幾乎不存在,但是因為最低本刑從6個月變成7個月,這樣一來本來可以判易科罰金(本來要坐牢但可以花錢消災)的輕罪就不能易科罰金了![5]於是這就衍生個案中刑罰過苛的問題。而正是因為實務上縱使是累犯,法官幾乎不會判超過原本的法定刑最高本刑,使得本號解釋僅就「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致個案中違反罪刑相當原則的部分違憲。換言之,大法官並未就最高本刑之加重違憲與否表示意見,且認為在修法之前,法官應「個案衡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此似接近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立場。[6]
由此可知,「宅神朱學恆」之批評即不正確,因為累犯在釋字755號解釋後仍可加重最高本刑,且最低本刑並非不能加重,僅是要求法官進行個案衡量!
三、累犯的規定違反憲法嗎?
不同於解釋文僅宣告加重最低本刑部分違憲,部分大法官與許多學者皆認為累犯規定全部違憲。[7]在此本文在此將檢視累犯規定的合憲性。分別以檢視罪責原則、由此衍生的罪刑相當原則與比例原則,另外就系爭規定是否違反一行為不二罰,亦將提供不同見解供讀者參考。
(一)審查密度之擇定
解釋文並未明示本案的審查密度標準。不過,累犯規定涉及人身自由的刑罰,須以最嚴格的標準檢驗之,應屬當然。立法機歸須為保護特別重要的法益,方得限制之;且「除應選擇其最易於回歸社會營正常生活者外」,手段與目的間須具備合力適當關聯。[8]
(二)罪責原則之審查
罪責原則業已經肯認為憲法原則[9]殆無疑義。所謂罪責原則[10],亦即行為人僅對自己過去之違法且有責之行為負擔刑事責任。在此意義下之罪責原則乃行為人僅因自己的行為負「行為責任」,故現行刑法應是「行為刑法」;與此相對的,若以行為人的人格特質、心理素質等行為人特徵最為論罪的基礎,使之負擔「生活操行責任」則成為「行為人刑法」,我國過去的《檢肅流防條例》即屬之[11]。惟應注意者,此乃指論罪階段而言,於量刑階段則應考量刑法第57條而為全人格之評價。易言之,一個人是否成立犯罪僅應審究其行為,而無關其行為人之人格特質;但成罪之後,究竟量處多重的刑罰,則須考量其個人因素。
罪責原則的重點在於可受非難性,而一個人僅因其行為而受非難,不應因其人格特質受非難。法評價的對象是行為,而非行為人。若一行為人犯前罪,而已經執行刑罰完畢,其行為責任業已清算完成,縱使違犯後罪,亦不應該因此加重本刑。不過這不代表其所受的刑度將與初犯相同,蓋法院仍可在法定刑的範圍內,考量第57條第4款「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量處較重之宣告刑。但是累犯的規定僅因行為人自身不可非難的人格特質而加重其本刑[12],已成為行為人刑法,有違啟蒙時代以來,人文主義所要求的罪責原則。 
在此可提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累犯規定的合憲性解釋。法院基本上認為累犯規定違憲,僅有在以下的情況下適用,方為合憲:在考量個案的具體情況後其先前判決對被告之責難已不足發生緊惕效果,此次判決為了充分評價、責難其行為而加重處罰,方不違憲[13]。由此可知,法院要求「個案衡量」其累犯加重的必要性。
(三)罪刑相當原則
由無罪責即無刑罰的罪責原則衍生出刑罰應與行為之罪責相當之罪責相當原則。且罪刑相當原則乃一憲法原則業經肯認[14]。所謂刑罰與罪責相當,即行為之罪責在法定刑上對應出一定的範圍,而非僅是一個點,在此範圍內再審究刑法第57條之量刑事由來確定宣告刑。[15]然而,如上述二所言,累犯之規定「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會使個案中處斷刑之最低本刑超過六個月,使法官無法宣告易科罰金,使行為人所受之處罰超過其應該承擔之罪責,此即有為憲法上罪刑相當之原則。[16]換句話說,因為累犯規定並沒有個案審查是否加重,而一律要求加重最低本刑,使得有些(也有些不是)累犯不應該受短期自由刑之處罰而被迫承擔之,這樣的規定大法官認為是違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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